本人自幼读经诵典，考入高等学校后。先后拜在清道人入室弟子王奎璧、吕凤子先生门下，研习书画，积蕴着较为丰厚的国学基础知识。解放后投身于教育事业。1985年被调入《灵璧日报》社，担任记者、美术编辑并兼任文艺版编审。1960年《灵璧日报》暂时停刊，本人自我请调到灵璧县文化馆工作，从此开始与文学艺术、文物考古等相随相融，度过了甘苦平凡而不平庸的艺术人生。
在《灵璧日报》社工作期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报社经费少、设备差，没有铸字炉，更无制版条件，每日报纸上的报头图案、美术标题、专栏插图，各种铅字丁的缺失，都要用木块雕版印刷，时光倒流到雕版印刷时代。报社没有收报机，每日新华社的新闻电讯稿都在每天夜间凌晨2时之后口播，每句读两遍，报社必有两人边听边记，记录后二人共同校对无误才能转发于报纸。《灵璧日报》是县委机关报，是党的喉舌，容不得丝毫差错，这是铁的政治任务。县委书记兼任报社总编，下设我们编辑6人、校对2人、收发1人，总共9人办报，每天出版发行“4开”四版报纸。县里每有特大新闻，报社必定要推出“号外”。“号外”是报社定期以外的报纸，要写新闻专稿，要用醒目的美术标题字，要根据主题内容设计图案，要一定“套红”，要制造热烈气氛。本人担任《灵璧日报》美术编辑,每日既要为定期的四版报纸设计排版、美化版面外，而且所有的版面图案、美术字标题、文章插图，都要本人完成绘图并刻制成印刷木板。每天报纸上各类型号的各种字体如有缺失，必须本人书写并刻成木字丁补齐。本人还有每天要必定完成的第三版“文艺版”的编辑任务，有时还要写“社论”、“短评”等。另外还有轮流在每日下半夜记录新华社新闻稿的轮值任务，我们报社人员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要忙到深夜。那个年代国家物资缺乏，白报纸奇缺，每天所用的印报纸纸张都是“再生纸”，颜色或灰或黄，买到什么纸用什么纸，白报纸节省下来，只能在重大节日需要“套红”时使用。我在《灵璧日报》社工作时，每天都在体验着“延安精神”。
由于《灵璧日报》版面设计活泼、图案突出主题、天天有变化、版版有特色，读者爱看，人人欢迎，有较好的社会影响。1960年安徽省委授予“红旗报”殊荣。
1961年，本人被调至灵璧县文化馆后，负责书画创作，民间艺术及文博工作。灵璧县民族文化积淀丰厚，有些不但为灵璧县所具有，而且也为国家所独有，挖掘抢救任务十分艰巨。仅在围绕“垓下遗址”考证上竟然长达四、五十年。反方一些人枉顾历史真实，诡词羼杂，制造误史，致使本人陷入半个世纪的“垓下遗址争论”之中，及至耄耋暮年，形骸支离，“垓下遗址”仍然为误史所主导，戚戚然，吾心欲碎!
“垓下之战”是以战争发生所在地的“垓下”地名而载入历史的，但是这个叫做“垓下”地名的究竟在哪里，一直是史学界探讨的难题。历史上“垓下”所在地存有“二说”，---为在“安徽灵璧”说，一为在“河南鹿邑”说。解放后，经中国考古学泰斗郭沫若先生引据大量史料考证，垓下遗址确切位置在今安徽省灵璧县沱河北岸韦集镇，东经117º38′，北纬33º21′处的老庄胡村。此次遗址在1981年-1985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测定，正于郭沫若先生《中国史稿地图集》经纬度完全一致。这是运用现代最先进的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的缩写”卫星定位仪及数码相机等等先进仪器测定的位置。而且遗址的地形、地貌也与《史记》中历代史学家考证引注相一致。郭沫若考证的“垓下遗址”在今安徽灵璧韦集镇老庄胡村，由于众多史学家广泛参与讨论，征引史料确凿，论证翔实准确，形成共识，趋于一致。
垓下遗址在历史上又曾经出现过“二误”：一为“以有为即”之误，一为“以浍为洨”之误。其一、“以有为即”：此误出现在马端临《文献通考》上，该书载“垓下即濠城也”。据《史记•索引》“垓，地名，在沛郡，据邑在堤侧，故名垓下聚”。班固《汉书•地理志》：“沛国洨有垓下聚”。北朝郦道元《水经•淮水注》：洨水又东南流，迳洨县故城北，县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也”。《文献通考》中的“即”字，其与《汉书》“洨有垓下聚”和《水经注》“县有垓下聚”中的“有”字之意完全相悖。以上所引史证均早于元代的《文献通考》，史料与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越近，其准确性越强，可信度越高。《文献通考》晚于《汉书》千余年，其以《汉书》之“有”字为“即”字，字义相悖，铸成误史，早为史学家指谬。其二，“以浍为洨”：此误出现在清乾隆年间贡震的《灵璧志略》。贡震在编纂《灵璧志略》时非常重于考证。他在《灵璧志略•河渠原委》考证“垓下”位置说：“玩‘有’字之意，则垓下与濠城自是两地，不得并而为一也”。后来贡震在《河渠原委•洨•浍考》中考证说：“《江南通志》载“洨水在灵璧东南入于淮，循名考实，灵璧南乡无所谓洨水者，今按《水经注》究其原委，乃知古之洨乃今之浍也”。古洨水乃为今之沱河，贡震考证时却把今之浍河误为古之洨水。正因为贡震“以浍为洨”，才把“垓下”定错了位置。他曾反复的考证说：“郦注言：洨水东南流至县城北，则洨城在洨水之南，可知今之濠城在浍河（贡氏已误作古洨水）北四十余里”，以“今之濠城集为洨县故城误也”。“窃疑连城集北有两土城相比，正在浍河南岸，所谓洨县故城，二者或居其一”。接着贡震以肯定的语气说：“今之濠城集即古之垓下聚是无疑矣”!这就是贡震在考证“垓下”位置时“以浍为洨”之误，而把濠城当作“垓下”的错误原因。贡震在考证“垓下”位置之初是坚持“垓下与濠城自是两地，不得并而为一”。而由于“以浍为洨”之误，最后自己也犯下了与马端临同出一辙的错误。史著一步之失，不只是永远的笑柄，其误史之后果，罪莫大焉。幸好在《灵璧志略》问世后，《凤阳府志》和《安徽通志》及时给予斥谬。《凤阳府志•古迹考》：“今按贡震谓洨城在连城集北浍河南岸，盖误以浍为洨云”。清光绪《安徽通志•水系》（第三册）：“他书多言今浍即古涣水，古洨水即沱河”。“今按：贡震谓洨城在连城集北浍河南岸，盖以浍为洨云”。《安徽通志》为清道光十年（1830年）刊本，至今已近二百年，“濠城即垓下说”，通过《凤阳府志》和《安徽通志》的斥谬后早为史学界所嗤鄙。
公元1965年7月，国务院以灵璧县固镇析为县，新置固镇县。1986年固镇县编纂建县后第一部《固镇县志》，我在固镇县寄给灵璧县史志办的《固镇县志稿》附录第48页看到：垓下，今濠城集，即汉高祖败项羽处的内容，没想到已被史学界嗤鄙近200年的误史又被固镇县史志办作为信史写入《固镇县志》，实在令人始料未及。彼时，本人正在编纂《灵璧县文化志》，涉及楚汉文化史的内容很多，心想，灵璧、固镇原为一县，在楚汉文化史上不应相悖。为此，本人与灵璧县史志办公室共同研究写出《垓下遗址考证--兼评固镇县志（评议稿）有关垓下的记述》一文，由灵璧县史志办副主任李朝贵携此文参加《固镇县志》评议会。本文有理有据，发言结束，就立即得到与会同志的中肯评价。最终，“濠城即垓下”的误史还是著入《固镇县志》，并且安徽省人民政府1986年7月批准并公布濠城为“垓下遗址”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批拨巨资，打造“垓下遗址”。
1989年12月4日，灵璧县政府外事办主任鲁作斌突然登门来访，他带来一份由香港发来的电报，是台湾一个参访团要来灵璧考察“垓下遗址”和凭吊虞姬墓的内容。鲁主任征求我的处置意见，我立即回应说：“欢迎他们来灵璧参观，这是好事”!鲁主任腼腆的说：“濠城那里的‘垓下遗址’建设的如此恢宏壮观，来灵璧这里看什么”?我说：“要来灵璧参访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正因为他们知道这里“垓下遗址”在灵璧，所以他们才选择灵璧，他们是对着真‘垓下遗址’来的，如果你推辞参访团，就是灵璧人自己推倒真垓下。我接着说：濠城既不是“垓下”，沱河以南更不是“垓下古战场”。项羽“军壁垓下”，是楚汉相争最后一次决战，垓下南临洨水，北面受敌，他在这里置军，有意选择‘死地’，逼其将士戮力奋战，克敌而后求生，如同当年‘破釜沉舟’一样。战争是‘斗智’与‘斗勇’的较量，韩信识破项羽用兵之道，灵活机动的运用《孙子·九地》兵法智慧，将计就计，因势谋局，变项羽的‘死地’为‘生地’，果断地采取‘围三阙一’战略，在垓下东、西、北三面重兵包围，洨水南岸则网开一面，虚留“生路”。若四面包围，逼楚军死战，楚军则以一当十，非但不易取胜，或将重蹈‘井陉之战’中赵军的覆辙，反胜为败。古今军事家研究韩信在楚汉‘垓下之战’中能揭开《孙子·九地》篇的奥秘，把握其中诀窍，机智灵活地使用‘围三阙一’战略，赢得‘垓下之战’的胜利，是韩信运用《孙子·九地》最成功的战例，为史学界津津乐道的。所以说，濠城既不是‘垓下’，沱河以南更没有‘古战场’。只是在濠城建造了一些恢宏的建筑，搞一些雕塑辟，那里的弹丸之地就是真‘垓下’了?灵璧‘垓下遗址’的定位，是郭沫若等等考古学家经过长时间考证的结果，灵璧‘垓下遗址’的东、西、北三面的广袤土地，正是当年能容得下韩信数十万人组成的‘五军阵’战马驰骋的古战场。这里既有当年楚汉二军遗留的铜矛、铜戈、铜剑、铜弩机、铜箭簇、战马铜饰、盔甲残片和秦‘半两’钱等大量地下文物，还矗立着‘霸王别姬’后的地面文物虞姬墓和苔痕斑驳的历代残碑，虞姬墓西有村名‘霸离铺’，墓北有山名‘散楚山’，墓之西北有‘吹箫台’（又名楚歌台），相传张良为吹箫涣散楚兵时所筑。‘吹箫台’西北团山有‘磨旗石’遗址，《读史方舆纪要》和《大明一统志》均有记载，‘磨旗石’是楚汉会战中，汉将樊哙在团山插旗石上，磨动大旗指挥作战所用。这里有从古代遗留下来的地名、山名和民间传说，都与‘垓下之战’相吻合。我说完这段话，鲁主任心中已有了底气。我接着说：灵璧县一定要公布‘垓下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一定要立文物保护标志碑，这件事我们县里早就该做了。70年代成立了“灵璧县文物管理所”，文物管理是他们的职权，你要找到文物管理所所长共同向县长汇报。灵璧县对‘垓下遗址’如果漠然置之便是对民族历史犯下的滔天大罪。后来鲁主任向县长汇报后并批示‘垓下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就立即为‘垓下遗址’写好保护碑志。当时县文管所长出差在外，我亲自到灵璧县工艺厂安排刻制，翌日并完成安装。就这样，灵璧县首次立起‘垓下遗址’文物保护碑，公布时间为1989年12月25日。从此，每年‘垓下遗址’和‘虞姬墓’等景点都接待大量游客。
2007年，在“垓下之战”以来，又空前掀起一股洪涛巨浪，蚌埠市人民政府向安徽省人民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修改教科书等资料‘垓下古战场’属地的请示》。其中讲到：1965年7月1日固镇正式建县，原属灵璧县的濠城集（即垓下古战场遗址所在地）划在固镇县内，但现行教科书、各类辞书还一直将垓下古战场标注为“灵璧县东南”，已对我市宣传历史文化发展旅游事业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恳请省人民政府积极向上级申请，请教育部门将教科书中、文化部门将各类辞书中、民政部门将地图中的垓下古战场遗址标注，由“灵璧县东南”改为“固镇县濠城镇境内”。安徽省人民政府为了慎重对待此事，把蚌埠市《请示》报告内容转达给宿州市人民政府，以征求宿州市意见。宿州市为了准确申明意见，请本市新闻媒体作了一系列的访问调查工作。本人于2007年10月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本人熟知垓下的古历史与现状，就以历史上的“以浍为洨”之误作为重点，阐明“濠城即垓下”的错误论断，表明我们宿州市应该向省人民政府申明否认蚌埠市的《请示》报告。《皖北晨刊》2007年10月15日第一版头条以《“垓下古战场”究竟在哪里---听灵璧县文化耆宿孙淮滨先生史证解读》为题，发表了本人对蚌埠市关于“垓下遗址”的新归属《请示》报告的看法。紧接着在10月30日《皖北晨刊》又发表本人《澄清“垓下遗址”历史上的两次有误之词》的文章。《皖北晨刊》是宿州市的报纸，读者面窄，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濠城即垓下”的错误定位，本人又着意以“垓下遗址”在历史上的“二误”为题，详细阐明“二误”形成的原因，并且详细介绍当代历史学家郭沫若等为“垓下遗址”的科学考证及定位，又写下了《“垓下遗址”历史上“二误”笺证》一文，籍以扩大舆论，澄清是非。但是本人知道，数十年以来曾写过很多有关“垓下遗址”的考证文章，但是省里的报纸以及安徽省史志专业刊物《志苑》从来不予发表，此篇文章在原灵璧县委副书记郭德宏同志的关注和帮助下，同我一起前往安徽省委宣传部要求发表此稿，结果于2007年11月26日在《安徽市场报》发表了此文，总算“垓下遗址”的考证文章能在省城读者中得以传播。
本人《“垓下遗址”历史上“二误”笺证》得以在《安徽市场报》上发表，县委书记何志中得知后，便同县文化局王从效局长专程去安徽省文化厅，会见了主要领导同志，征询对《“垓下遗址”历史上“二误”笺证》读后的看法，当时他们非常客观的说：过去文化厅对“垓下遗址”的定位可能过于草率。何书记听到文化厅领导同志的如此表态，已经心领神会。何书记回县后，高兴地对我说：你的“二误”笺证发表后，“垓下遗址”有着落了。当时我听了以后，觉得“垓下遗址”争论数十年，终于可以划上句号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垓下遗址”又起了风波。2009年11月30日的《新安晚报》A07“安徽新闻”两行黑体字的大标题触目惊心:《“霸王别姬”垓下自知,《辞海》新说难平纷争》。【编者按】如是说:“新修订的2009年版《辞海》,悄悄地把垓下的地理归属从‘今安徽灵璧东南的沱河北岸’改为今安徽固镇东北沱河南岸'。然而,这一‘定论’并没有平息‘垓下之争’,反而再次把这一争论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对此,当事两县中的灵璧有些惊诧,甚至有人称‘这种修订是不负责任的’。11月23日,《新安晚报》的记者电话联系到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修订‘垓下’词条的编辑张敏,询问他《辞海》在新修订的词条中,垓下古战场的归属已从灵璧改到固镇,这一修订的依据是什么?张敏回答:我们知道会惹麻烦,做这个修订也是很慎重的。沱河改道使垓下移至沱河南岸,修订也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和《中国古今地名达辞典》。张敏坦言:‘垓下战场’是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所牵涉的区域应该是很大的一片,如果非要确定一个核心地点的话,我们的这种修订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本人知道《辞海》凭空制造为“垓下”新“定位”的事端之后为之惊诧,立即写出批判《辞海》不负责任行为的文章：《“垓下 遗址”以误传误何时了---辞海又创“垓下过河”新说》在《皖北晨报》发表。灵璧县人民政府并于2010年3月20日以灵政秘【2010】9号文《关于要求正确标注垓下地理位置的函》发给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于2010年3月31日以沪世股辞书【2010】20号文《关于“垓下”条目的说明》为灵璧县人民政府复函。复函的内容与《新安晚报》记者电话采访张敏的回答大致相同,他们一个是“一壶浆糊”,一个是“浆糊一壶”,稀里糊涂,是非不清,言而无据,信口雌黄,同样不负责任。但是,我们要负责任的对待历史,本人一定要追问《辞海》当事人“垓下”何以渡河?这是必须要回答清楚的问题，同时要考证清楚的历史问题。
一、 《辞海》首先要认清“垓下”位置:
北宋《太平寰宇记》卷十七宿州“虹县”条:“濠城在县西南78里,即汉洨县也,属沛郡。垓下,洨县聚落名”。唐《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宿州“虹县”条:“垓下聚,在县西南54里,汉高祖围项羽于垓下,大破之,即此地也。按:汉洨县属沛郡。垓下即洨县聚落名”。洨县(今濠城)在洨水(今沱河)上游南岸,垓下(今老庄胡村)在洨水下游北堤之侧约700米处。这是从古到今不变的地理位置。古代为历史地理志所确载,今址又为郭沫若等历史学家反复考证所定,千古一致,这才是确凿无疑”。
二 、《辞海》要说清楚沱河何以改道?
沱河发源于河南省商丘市李堤口西,流经豫皖两省九县,再入洪泽湖注入淮河。历史上淮河水患频仍,解放初期,毛泽东主席就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国家特地设立“淮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淮委”)专门治理淮河水利工程。治理沱河是“治准”的主要工程之一,其水利工程方案均由国家“淮委”制定并直接管理,沿沱河各县根据国家具体方案施工。据灵璧县水利局档案室翔实资料,治理沱河水利工程共两次:第一次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灵璧县工程段是西自宿县沈桥起,东至五河县大安集止。第二次是1956年秋至1957年春,灵璧县工程段:西自灵璧县沱河集起,东至五河樊集止。两次治理沱河的时间均在未置固镇县之前,两次灵璧县工程“垓下遗址”均在灵璧县工程段以内。从两次“淮委勘测设计院”编制的《沱河流域治理工程设计方案》中均含灵璧县工程总长 (公里)、河底宽度(米)、河底高程(米)、边坡、比降、堤高、堤宽、堤距、疏浚河道平均水深(米)以及排涝流量(立方米/秒)。两次工程方案均为疏浚治理,并无裁弯取直和河道改向工程方案。“垓下遗址”在濠城下游河段北堤再向北700多米处,面积约25万平方米。如果要把“垓下遗址”由沱河北圈到沱河南,势必将沱河旧道由此向北转弯开凿新河,新河又必须向北直走千余米,然后再从“垓下遗址”西口再向东圈绕25万平方米的“垓下遗址”其后再陡折南行千余米归于古河道。国家对于河道疏浚工程要求直流顺通绝不会有意制造水流障碍,影响洩洪流速。再者如此平地开河数千米的浩大工程,要占用很大面积的农田,其一是不必要;其二,“淮委”也不敢冒此大不韪编造如此浩大工程;其三，此工程计划国务院不但不予审批,相反还要招惹问责。编造“垓下过河”论者是水利系统局外人,他们不知就里谎言。是必定要漏出马脚的。
三、制造“垓下过河”新说的张敏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关于“垓下”条目的说明》函,对“垓下”何以过河避而不谈。张敏只说“沱河改道使垓下移至沱河南岸”。《关于“垓下”条目的说明》也只此简言:“行政区划的变动、河道的变迁,同时结合考古发掘,认定这一遗址的主要部分在今固镇县境内”。上海辞书岀版社,既然制造“垓下过河”新论,煞有介事地为灵璧县人民政府发此《说明》专函,函中必须“说明”“垓下何以过河”?然而对此不但没有说明,却用“认定”一词,未免自是其为,太过超越权限!其实“垓下遗址”现在仍在灵璧县韦集镇老庄胡村,东经117°38′,北纬33°21′位置。郭沫若先生标注的位置,20世纪50年代两次治理沱河,对“垓下遗址”没有动过一锹土,它并没有“过河”。所以《辞海》也实在编造不出说明白的缘由,只不过借治理沱河之实,编造沱河“改造”之谎,因此以强行“认定”一次将垓下定“在今固镇县境内”罢了。当事方的灵璧县人民政府,对《辞海》毫无缘由的,悄悄地把垓下的地理归属从“今安徽灵璧东南的沱河北岸”改为“今安徽固镇东北沱河南岸”表示严正抗议,坚决要求《辞海》应立即把“垓下遗址”归还到“灵璧县境内”。国务院参事室2010年7月8日09时08分发布了孙淮滨《“垓下遗址”以误传误何时了---《辞海》又创“垓下过河”新说》一文。ICP备案编号:京1CP备05072189。
该文引证大量历史典籍和现实资料,以历代地理志和当代历史学家绘制出版的古今对照历史地图册,对现实的灵壁县境内“垓下遗址”考证翔实。文章并以现在翔实的档案资料对《辞海》制造“垓下过河”恶作剧揭露无遗。此文业已友情链接:央视网、中国政府网、风凰卫视、中新网、科技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得到全国许多历史文化学者的关注,
制造“垓下过河”新说的《辞海》当事人是否对此关注与反思。对于2019年版的《辞海》“垓下”条目是否回归到真实面目,灵璧县人民政府要求回覆。
本文最后唤起大家记住公元2019 年!这一年,是“垓下之战”战后的第2220年,在这漫长的2220年的最后半个世纪里又是“垓下之战”风云迭起的50年,也是我为“垓下之战”回归正史而愤然走疾呼 的50年。请大家一起记住2019年,它是《辞海》第7次修订版的发行年,这一年,它是否把“垓下遗址”载回到真正的地方?我现在在“垓下之战”战后第2220年特地写下《“垓下之战”二千二百二十年纪事》一文。“记事”是古代和志的文体。古代史官记录时事，对于看不到。听不见的信息往往被遗漏，所以，一些文人学士对于发生重大见闻就随手记录，以备后事修志史官发现补入正史之缺。此类文章称之“纪事”。《“垓下之战”二千二百二十年纪事》不仅让当世和后世明白《辞海》2019年版“垓下”辞条一定要回到真实面目，如无落实，更可由《纪》推及其他。
孙淮滨 201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