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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淮滨艺术小传

                                                                                                                        (2016年10月)

     孙淮滨,名琰,字璧如,号淮滨瓢生,常署淮滨,以号行。安徽灵璧人。1932年2月生。六岁入读私塾,尝稔读“五经”、“四书”。书法先后临习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诸帖。十岁进入完全小学读书,偏爱国文、书法和美术,并补充选读《古文观止》名篇。1945年日寇投降后,考入灵璧中学“师范部”学习,学制为“简师”,即四年内学完初师和高师课程。此间,除学好正常课业外,并用心于书画学习。绘画多请益于宋之英、王品九两位美术老师,兼修中西绘画。在书法学习上,受业于王奎璧先生。先生灵城人,诗书门第,渊源家学,二十岁应凤阳府试中秀才。其后,清廷废止科举考试,先生因慕清道人李梅庵先生之名,于1907年考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就读,研修史地专科。其时又耑拜清道人门下,兼修书法。此间与李仲乾、吕凤子、胡小石、郑百川、张善孖等过从师门,共研书艺。先生书学,在清道人亲授下,钻研六书,精考鼎彝,博宗两汉及六朝碑版。求篆于金,求分于石,每临一碑一器,学无不肖,且无不工。篆籀尚圆,北碑取方,尽皆纯熟于手,融会于心,取精用弘,兼容并蓄,集众家之长,自立面目,卓然成家。奎师1912年在两江修业期满,1915年受聘于安徽法政学堂,担任伦理学教授。其间,与书法篆刻家黄葆戊(青山农)同校执教,青山农见先生书作,惊叹不已,结为挚友。1927年,先生遭到国民党灵璧县党部无端诬陷,受到通缉,乃避难于杭州西湖招贤寺,隐名“天一居士”,闭门向佛,潜心书学,凡四年余,以鬻书自养。尝为招贤寺重颜门额,杭人惊呼“梅庵再世”,声名大噪。时人以王奎璧、马一浮、李叔同、黄葆戊书名并世,合称“四大家”。1930年,安徽省高等法院为先生昭雪,乃受职于上海龙华寺佛教会慈善院主任,并兼任全国红十字会安徽代表,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土沦丧,首都陷落,先生携二子,西行千余里,避难于西安,在西安黄埔七分校担任文学教授及考试委员。此时,先生目睹日寇肆虐,流民饿殍,国运日厄,蒿目怵心,忧国哀时之情,交集于灵府,发洩于毫端,这一时期,先生书风为之一变,笔锋凌厉,破空杀纸,势如坠石,字字坚苍。其时先书作传入重庆,为同窗张善孖、张大千昆仲获见,遥知当年故友能在国破中幸存,且喜人书俱老,悲感交集,乃驰书问候,倾吐慰藉之忱。当时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徐悲鸿先生,曾获先生书,极为惬赏,赞叹说:“先生碑学深厚,严整有度,风骨高蹇,浑穆雄古。章法气势磅礴于字外,苍浑质厚妙蕴于字中。”可谓巨擘慧眼,发此赏音,意切而情真。
    1945年本人考入灵璧师范,正是奎师在日寇投降后由西安归里来师范任教于斯时,就从那时起,我便受业于奎师门下。时维1949年新中国建立,奎师当选为灵璧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又受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一直生活在灵城旧居。本人也于1950年走上美术教育岗位,又于1958年担任《灵璧日报》美术编辑。从1961年起,又在灵璧县文化馆主持文化工作,一直与奎师相得相与,直至1973年奎师以八十九岁高龄驾鹤仙去,师生情洽几近三十个春秋。先师恩德,山高水长,百身何赎,嗟为一恸!
    回眸1945年予初入师门,即以平日字课唐楷进呈,奎师看后,谆谆教曰:习书先学唐楷,自是正途。如果只工一家书,纵令毫发无差,亦不过作人书奴。又曰:学唐楷如果不入篆隶及六朝人书,即使楷法精熟,最终仍是俗格。有清一代,书家已不满帖学,多于商周秦汉及于六朝碑版中追寻求索。汝尚年少,唐书业已功深,必当上溯书法源头,探源古陶甲骨,深究钟鼎篆籀,序次而下,逐流研摹。甲骨篆籀,文字虽然不适今用,然而书法璚丽典皇,高古绝伦,书学必当研习,历代书法大家,莫不胎息金石,少有例外。这是一条“溯源返本,逐流研摹”的书学之路,尔当笃行实践,日后方入高格。吾师当时捡出一张甲骨文拓片示我,语云:这张拓片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字,它反映了我国早期的书法风貌,其与唐楷殊异。唐楷方方正正,大小如一,章法布白,如同算子。甲骨文字结构简古,或长或短,大小各异,以文字的笔画多寡,任意发挥,略无拘束,整篇布局,参差错落,变化莫测。文字点划,瘦劲坚挺,如武库剑戟,可除肥弱之病;章法布局,大小正斜,浑然成趣,如繁星丽天,免却算子之讥。奎师对甲骨文的介绍与鉴赏,引发我对中国古代书法平添无限热爱与追求,冀以学到更多的流派孳乳增益,不舍食蔗之进境。奎师家藏历代碑帖甚富,上自三代,下逮明清,鲜有遗缺。凡吾所当学,奎师均按阶段提供。奎师让我临写的第一张拓片为《毛公鼎》原搨,并附太夫子清道人临《毛公鼎》墨迹影印本一册。教我以临原搨为主,参以道人墨迹。奎师授语曰:此器为周代文物,文字翻刻在金属器物上,故又称“金文”。周去殷不远,文字形态大体承袭殷末风格。甲骨文是以刀代笔,刻写在兽骨上的文字,笔划瘦直,两端尖锐。金文是镌铸在钟鼎和乐器上的文字,呈现一种圆润混融状态,形成圆笔风貌,骨力内敛,沉稳坚实,具有立体感,它奠定了中国书法最基本的美学基础。因此,学习金文是书学的必要一步。奎师先后又分期授予《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以及《石鼓文》等。奎师在授以《石鼓文》时语曰:《石鼓文》是在金文兴起后石刻文字中最古老的遗物,其书体上承大篆,下啟小篆,字体微方,结构天成,圆融敦厚,神韵超逸,是大篆向秦篆过渡时期的文字,为我国书法瑰宝。学此,为以后学习秦篆可除雕疎之弊。本人临写《毛公鼎》、《石鼓文》等数百过,奎师又易之以秦篆,授语曰:秦篆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字。秦朝祚短,但是它改造了大篆,统一了小篆,字形趋于方正,为我国方塊字的形成奠定基础。秦篆刻石的《泰山》、《峄山》、《之罘》、《琅琊台》、《碣石》、《会稽》等,有残石及古拓本传世,表现了具有书法意识的中国最初书法艺术品。奎师在秦篆中先后选定了《泰山》、《峄山》、《琅琊台》刻石拓片供我临写。授笔法曰:小篆源于大篆,皆为圆笔。用笔藏头护尾,逆入回收,转角处尤须防扁,长令笔锋在点划中行,均匀平稳,转角婉通,笔划连接处自然浑成,不露痕迹,务必天衣无缝,横、竖、斜、转皆要如此,整体效果圆润、婉通、均匀、平直、劲健、浑厚。师言:篆书劲健处最有益于楷,颜鲁公正书,展促方正,大小合一,务期满格,圆浑古茂,皆本于篆法。其行书《祭侄稿》,折作转笔,肌肉调匀,亦富篆籀之气。怀素草书,委婉流畅,笔笔中锋,转作圆笔,亦从篆出。临习小篆后,奎师授之以隶,教之曰:“大小二篆生八分。”篆法是隶法的本源,篆法既熟,以篆入隶,气韵高古,若以唐书写隶,则古意全失。隶书为篆之捷,始于秦,盛于汉,化圆为直,变长为方,减少笔划,增加波磔,脱离篆意,遂判为二体。隶书丰富了篆书的笔法,字形扁阔,笔势左右开张,撇捺起落,向背分明,笔划无论横、竖、短、长,必须逆锋起笔,中锋运笔,收锋驻笔。横划之中要设蚕头燕尾(亦有称作鵞尾者),一笔之中要有一波三折,每写一捺,开头要束得紧,颈部要提得起,捺处要铺的满,波尾要拓得开,一笔之中要有三个起落转折,运用“起、落、转、提、行、驻、磔、收”八种笔法。汉隶笔法多变,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美学内涵。在汉隶碑版选择上,吾师曰:东汉诸名碑均是汉隶极则,为你选择更适宜的汉碑作为临摹范本。汝已上通二篆,尤有《石鼓》、《泰山》以厚其基,在汉隶研习上,则以《史晨》、《乙瑛》端其神;《礼器》、《石门》尽其变;《封龙》、《西狭》作其气;《张迁》、《衡方》致其朴;《孔庙》、《曹全》畅其致,再以汉简、石经博其体,撷古掇英,用功研习,则隶书必入高格。吾师所述如上汉碑,本人一一临池。汉末自晋历南北朝至隋三百五十余年间,中国书法史上又一次渊源遞嬗,以真书代隶而兴,结古书之局,开今书之源,由隶向唐楷发展,这一过渡书体,统称为魏书,或曰魏碑。奎师曰:魏碑上承“两晋”,下启“隋唐”,这一时期的书法特点,非隶非楷,笔法丰富,结字奇崛,富于变化,拙厚中皆有意态,是汉魏晋由隶向唐楷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它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从它的产生直至清代乾、嘉之后,仍为众多书家所尊崇,形成有清以来书宗北碑的一代碑学书风,而且大家辈出,影响至深。湧现出邓石如、包世臣、康有为、伊秉绶、郑燮、赵之谦、吴昌硕、李瑞清、曾熙、沈曾植等一批书法大家。特别是碑学大师邓石如,首倡篆隶导源秦汉,对鼎彝款识、甲骨汉简、六朝碑版,靡不悉究。熔古今笔法,取众家之长,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在篆隶楷行及篆刻五个方面造诣极高。他创造性的以隶笔作篆,大胆的使用长锋羊毫,行笔提按起伏。字法上纵横捭阖,笔画上线质圆润,雄浑苍劲,开创有清以来名家篆书之典范。康有为评曰:“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如儒家有孟子,禅家有大鉴禅师。”评价之高,自不待言。奎师家藏魏碑拓片颇富,他取出一张硕大的《郑羲下碑》原搨示我说:凡学魏书,只取一家,皆足成体,尽汇诸家,则为大成。《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寓篆隶草意,尔当先从此碑入。奎师授以笔法云:《郑文公》碑,书体介乎隶、楷之间,融篆隶楷于一炉。临摹此碑,多用篆隶笔意,以篆之结体取势纵,婉而通,笔尚圆;以隶之结体取势横,精而密,用笔方。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字独真正,而篆势、隶韵、草情毕具其中。奎师在我临摹《郑文公》碑之后,继而以《论经书诗》授之,并教之曰:此碑与《郑文公》碑同出一人,书格极高。叶昌炽《语石》评曰:此碑“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聆师如此导言,研习益加用心。奎师在我初临《郑文公》碑时,又特意出示其珍藏清道人墨迹,让我亲睹法书,体悟太夫子用笔之诀。奎师曰:清道人写魏碑能以篆籀笔法参揉于魏碑,并以涩笔顿挫丰富了魏碑笔法,这是他魏书的一大特色。奎师又云:在魏碑拓片中常见弯曲抖动的笔划,是书家在摩崖书丹时,因石壁不平出现运笔滞碍而用力顿挫行笔形成的笔划效果。《郑文公》碑书于崖壁,悬笔中锋,举力行笔,慢中涩进,虽然笔锋受阻抖动,然而气血贯通,愈显重顿雄强,坚实如铁。清道人深谙笔法物理,体悟了涩笔顿挫而更富弹性的魏碑笔法,运笔成趣,是他个人特色。有人不求深解,故作颤抖,反成垢病。本人有幸从奎师那里分享道人嫡传亲授,得此笔法,受益终生。奎师先后授余魏碑计有:《郑羲下碑》、《论经书诗》、《孙秋生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元怀墓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张黑女墓志》、《张猛龙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爨龙颜碑》、《爨宝子碑》、《石门铭》、《瘗鹤铭》等。奎师爱写《瘗鹤铭》,用笔圆转厚重,结体宽博大气,纵横欹侧,点划飞动,既骨力雄强,又婉媚多姿,余殊爱之至。奎师说:清道人酷爱《瘗鹤铭》,曾亲往焦山访碑,摩挲石刻笔划,感受运笔走势。坐卧碑下,经夕达旦,盘桓体悟,两昼夜方去。他推尊《瘗鹤铭》为“大字之祖,南宗碑学正脉。”清道人和奎师于此碑用功尤多。本人临写魏碑二十余品,对《瘗鹤铭》亦是情有独钟,乃至八十岁后犹不或释。本人在习魏之后,复归于唐楷,在奎师指导下,先后又用功于李北海《麓山寺碑》和《李思训碑》,再转学颜真卿《三表真跡》、张旭《草书千字文》和怀素《自叙帖》。其后转入“二王”,先学《兰亭》、《圣教》,再学《十七帖》。以后长时间以邓石如篆隶楷行为日课。奎师对我的书学之路关切备至,他对我的绘画进步与书学之路与时俱进,我能从师于吕凤子先生学画亦为奎师鼎力相荐。凤师与奎师同出清道人门下,相交甚厚,他以谦诚的态度接纳我,我一生中在绘画上的成就直接受益于凤师,亦与奎师的厚爱与引荐直接相关。本人在书画事业上如果有点滴建树,皆受恩于奎、凤二师,二公诲人不倦之精神,吾已忠贞传承并付诸文化事业之中,谨以此报恩于二公。   
    本人1950年参加工作,以美术教育为主,业余时间用功于国画和书法。书法上仍坚持临碑,绘画上以临摹古画并相间创作,作业常得凤师教益。1958年担任报社美术编辑,以插图形式的人物画作品为多,业余时间创作山水和花鸟,书法仍坚持日常临池。1961年本人进入文化馆工作后,着重开展社会性的书法、美术活动,让书画艺术走进人民群众。组织城乡书画耆宿、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工农兵中书法、美术爱好者,参加各种各样的群众性书画活动,并成立了“灵璧县书法金石研究会”、“灵璧县业余美术爱好者协会”,恩师奎老非常热心参与,并给予具体指导和鼓励。灵璧县的群众书画在德高望重的王奎老的积极参与和培养下,加以书画界同仁的积极向上精神,水平不断提升,每次地、市和省展,灵璧县都有较高水平的书画作品参展。本人在进入文化馆工作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得到奎师的孳乳增益,并且有机会同省内外书画名家交流与学习,书画修养不断提升,也受到社会的厚爱和关注。书画作品多次参加省展和国展,有的并为国内外人士收藏。书画论文也多见于省级和国家专业刊物和报纸杂志;书法作品为全国多处碑林、艺术馆和纪念馆收藏并刻石。
余年行将半百,对家乡早已灭绝的灵璧钟馗画忧心忡忡。灵璧钟馗画是从轩辕黄帝驱邪傩舞中的方相氏衍变而来,又是唐玄宗李隆基和画圣吴道子君臣合作的第一幅钟馗神像的粉本传承,它携带着“焕烂求备”惊彩绝艳的大唐画风,为灵璧民间画工代代相传,它具有精神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双重价值。但是,这一优秀的民间传统艺术,在解放以后却被判为封建迷信糟粕而遭到禁锢,长时间销声匿迹。挖掘抢救地方美术文化遗产是文化馆的神圣职责,本人不得不分出文人画的创作时间,以不畏担当“牛鬼蛇神复活”的政治风险,积极投身于灵璧钟馗画的挖掘抢救工作中去。不惮冷风苦雨,走遍灵璧大地的深山辟巷,野林老屋;不顾严冬酷暑,黄卷青灯,筢梳故纸,查阅数不胜计的古籍文献,观摩并收藏了大量灵璧钟馗画传统遗作。灵璧钟馗画具有鲜明的地域标识和特有的绘画定式,具有高精的科学技术含量,要科学地研究中国美术史和民间画师的画诀,把消失的传统找回来,把优秀的艺术传下去。经过多方面的探讨、研究、论证并创作,终于把灵璧钟馗画从已经灭亡中抢救出来,并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人的钟馗画作品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初审通过,已登录四年级《美术》教科书。灵璧这一特有的民间钟馗画,从此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绵延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命脉。
    家乡的灵璧石,历史悠久,渊蕴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自鸦片战争之后的百馀年来,灵璧石已湮没于历史尘埃。当地土著用灵璧石烧石灰、粉石籽,充作建材,已是司空见惯。但是本人却视为国之鸿宝,应当受到重视与保护。改革开放以后,甩掉了“封、资、修”的“黑帽子”,开始了我的“灵璧石收藏”活动。于是携囊荷来,跋涉入山,劈榛刈莽,剔崖锼涧,趋车运石,煞有介事。见之者视为不务正业,抑或谓之玩物丧志,戏谩人生,为社会所讥。孰知中国赏石文化渊源久远,从人类祖先使用石制工具起便是石文化的开始,由最初的简单生活器用发展到后来最高端的精神性赏玩。唐代以后,中国赏石文化由文人士大夫所主导,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互相渗透,又融入了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高雅艺术,把中国赏石文化推向极致。它与吟诗、作画、弹琴、品茶、奕棋、度曲,同为中华风雅文化。关于赏石文化,内蕴深邃,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所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就是中国文人赏石的根本定义。孔子的“君子比德于玉焉”和《易经》的“介于石”、“以中正”,一直是中国人爱石、供石的文化内核。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割据,政局动荡,但是在精神文明史上却是极其自由,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最具有艺术精神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佛教石窟艺术,以及其中的大量碑刻铭文,可以称得上中国石雕艺术和书法艺术的宝藏。魏晋时期政治思想的多元化,使得许多文人墨客和有识之士高蹈出尘,栖处山林,寄情泉石,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完善,随心所欲地过着自由自在的闲适生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他的田园隐逸诗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一块非常有名的醉卧则醒的“醒石”,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赏石文化流传至今。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繁荣,对赏石文化推动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的赏石从庭院的立峰叠山,而进入到厅堂几案的供石,形成了供石的格局与理念。唐代赏石家李德裕诗:“青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山”。祁彪《越中园记》:“渟泓小沼,虽尺岫寸峦,居然有江山迈邈之势。”都是庭院缀石和厅堂供石的写照。五代南唐后主李煜,收藏有灵璧石“宝晋斋研山”,传为文案供石的经典。到了宋代中国赏石文化以臻于成熟时期,徽宗皇帝建造的皇家园林“寿山艮岳”,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园林杰作。宋徽宗曾宝爱一“灵璧小峰”,长仅六寸,高半之,玲珑秀润,卧沙、水道、裙褶、胡桃纹皆具。山峰之半有圆白小月,莹然如玉。徽宗御题八小字于峰旁云:“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无雕琢之痕,真神物也。(见《志雅堂杂钞》。)中国第一部石谱《云林石谱》就产生于宋代,石谱收录全国观赏石116种,把灵璧石列于第一位,这是最早的为灵璧石定位。宋代的苏轼,以诗书画并称“三绝”,词开豪放一派,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坛巨擘。他一生爱石,尤与灵璧石情有独钟。他出任徐州太守期间,常来灵璧,或登山寻石,或入村访石,或作画易石。灵璧张氏兰皋园蓄石最丰,是他常游之地,园主的藏石“小蓬莱”和“麋鹿宛胫”石,与他亦多风流佳话。苏轼由彭城移守吴兴,又特地转道灵璧,下榻兰皋园,写下一篇千古绝唱《灵璧张氏园亭记》,弥增流连之情,表现出与灵璧石割舍不断的情缘。米芾是北宋书画大家,尤以“米家山水”名世。他天资高迈,人物萧散,玩世嫉俗,人称“米颠”。他一生爱石,有“米颠拜石”故事传为佳话。其对灵璧石尤为痴爱,常蓄灵璧石天划神镂之巧小者,一一品第,锡以美名,裹以锦囊,纳于衣袖,行以偕行,止以偕止,入室把玩,则终日不出。米芾曾得李后主所遗灵璧石“宝晋斋研山”一座,喜不能禁,乃赋诗走笔,题以《研山铭》自快,传为石坛胜事。世称“宋画第一”的李公麟,学力博瞻,长负多能。文章有建安骨,书法有晋人风,画则直追顾、陸、张、吴,至于考识钟鼎古器,当世无与伦比。居京师十年,不游权贵之门。宋元符间,隐居龙眠山,自作《山庄图》,世所谓潇洒如王维,可以对《辋川图》。李公麟一生爱石,尝绘“石上卧观音”,盖前人所未见者。他以石入画,足见情钟。其遗爱灵璧石,有题刻“李伯时珍玩”名款传世。中国文人高士,格高志远,既仁且智,他们从天然的石体中体石悟道,天人合一,丘壑自营,活化了精神情愫,营造出宏博郁礴的书画艺术。唐宋文人赏石、拜石、咏石、画石,寄托思想和情感,在中国赏石文化史上,把文人赏石推向极致。唐宋的“文人石”和唐代山水诗以及宋人的山水画,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巅峰。一位会通中西的美国学者如是说:“有一种艺术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悠久的绘画、雕塑、园林以及工艺历史,而又突显于西方的艺术界并引起强烈的震撼,那就是中国的赏石。”(见丁文父《中国古代赏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赏石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它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一经产生便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然供石具有美学和哲理特质。儒家文化“以彼物比此物也”的比兴思想在赏石文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文人和书画家从观赏石石体视觉上获得了更多的智慧启迪,启发灵感,赋予文人画家更多的思想文化内涵,为文人画家开拓了广阔的创作空间。赏石艺术属于人类的精神活动,文人画家要博览多闻,广涵画外功夫,才能功深学粹,只有学养与心性的超越才会有艺术的提高与升华。黄宾虹、邓实创刊于1911年的《美术丛书》中,对中国历代《石谱》和赏石名著无不悉载,对此已早有高见卓识。但是,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美术界及其美术社团的高层领导以及国家级美术专业刊物,对本国具有悠久历史并深具国际影响的中国赏石文化仍然缺乏审美和文化认知,是发人深省的。
    本人在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开启了尘封已久的灵璧石文化之门,撰写并发表了大量论文,把灵璧石丰富的人文历史文化授知于世。并且“启古人所未发”、“正前人之所误”,开发并丰富了灵璧石新品种,出版了灵璧石文化史上第一部大型画册《中国灵璧石》,以具有理论性和直观性的文图并茂形式,推广灵璧石的丰厚人文历史及其美学鉴赏知识,并成功地以“天下第一石”的中国观赏石至尊品级推向世界。以灵璧石的天生丽质并携带丰厚的历史文化走出国门,为全世界所共钦共享。
    中国灵璧石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初审通过并登录八年级《美术》教科书,为中国的赏石文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性贡献。

2020-1-8 11:40:41     浏览人次: 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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