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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安徽书法概述


王健

 

       摘要:两宋时期安徽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书法的兴盛,书法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态势,甚至占据当时书坛的半壁江山。安徽书法的兴盛,主要表现在皖籍书家书法、摩崖、墓志等碑刻、金石著作、刻帖等七个方面,整体呈现出地域性、文化性、家族性等特征,对其进行梳理,有助于对两宋时期安徽书法做一整体把握。
     关键词:两宋;安徽书法;研究对象;特征 

   安徽历来人文荟萃,书法传统深厚。两宋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墨迹存世数量较少,在安徽境内曾遗留的大量石刻,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毁坏严重,将清赵绍祖《金石学三种》中记载的宋代刻石予以考察,除书中本身记载的佚、未见部分外,原本存世的宋代石刻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已不多见。在政治昌明、经济发展的今天,将两宋时期相关书法资料从相应的典籍、传世刻帖、碑刻等资料中予以查找,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出发,对皖籍及客皖书家的传世作品、书法理论及其特点等相关问题系统阐述,对两宋时期的书法状况进行勾勒,有助于对两宋时期安徽书法做一整体把握,客观评价两宋时期安徽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弘扬传统文化。

 

一、两宋时期安徽经济、文化状况

   安徽迟至康熙六年(1667年)方正式批准建省,在两宋时期,尚未形成如今安徽的地理概念。北宋、南宋两个时期,统领区域有所改变。北宋时期,今安徽全境在北宋统治之下,分属京东西路、京西北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等五路管辖,文化昌盛、社会稳定,南北发展相对均衡。江淮地区人口增长、经济发达,北宋宣和元年安徽地区上缴的赋税占同年全国赋税总额的八分之一,是北宋王朝重要的财赋来源,是当时的“天下之国命”。南宋时期以淮河为界,疆域被一分为二,淮北地区被齐、金、蒙元统治,江淮地区为两军对峙、交锋之地,“良田沃土,悉为茂草”,经济发展缓慢,而皖南则相对稳定,接纳了大批北方难民,包含了迁入避难的大姓家族,人口增长,水路连接皖南与临安(杭州),皖南山多地少,当地多业贾,安徽的经济中心由此而南移,是当时南宋的经济中心地区,成为南宋税赋的主要来源。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兴盛,书法所用的笔墨纸砚在宋代得到了发展。造纸业在皖南徽州初具规模,泾县、休宁、黟县、池州、无为等地各有佳纸,时云“有钱莫买金,但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黔、徽地区造纸,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熏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造纸业的发达为书法尤其大字书法提供了材料,在《书史会要》记载中,宋人擅 “大字”的人数之众远过前朝。徽墨之名,亦形成于宋代,尤其南宋时期,达官显贵、名门望族、文人墨客聚于江南,对墨的需求激增。制墨产地包括了歙州、黄山、黟州以至扩展到整个皖南地区,制墨以松烟为主,兼用油烟、漆烟。制墨高手丛出,姓名载于制墨史料者,据不完全统计有60人之多,苏轼、秦少游、陆游、黄庭坚等文人都曾参与制墨,文人的直接参与进一步提高了制墨的文化品味。北宋时期,徽笔尤以宣州诸葛氏制笔最负盛名,梅尧臣、欧阳修、黄庭坚、苏东坡等,都对诸葛氏之笔倍加赞赏。歙砚始于唐代,为四大名砚之一,而宋代是歙砚大发展的时期。苏东坡评歙砚“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米芾说:“金星宋砚,其质坚丽,呵气生云,贮水不涸”,欧阳修、蔡襄、周必大等亦有诗文赞赏。文房用具的发展为书法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北宋时期,唐代科举的身言书判官吏铨选制度一直保留,书法尚意,南宋时期,延续北宋时期的尚意书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据《书史会要》所载,两宋时期,太宗、真宗、仁宗、高宗、孝宗等帝王俱好书法,“上有所好,下必从焉”,铨选制度、帝王所好使得对书法的要求在科举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两宋时期,安徽共有五名状元,北宋庐州合肥杨寊、庐州无为焦蹈,南宋和县张孝祥、宁国吴潜及当涂周震炎,由及第而登坛拜相者或权位侔宰相有十数人,宋代成为安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书法作为文人士子的必修,自然要求要优于他人。特别在徽州地区,文化由唐代的“尚武”进而两宋的“文雅”,两宋时期的徽州进士达740人,崇文重教已成为社会习俗。

二、两宋时期安徽书法的研究对象

 

   为了解决地方军事将领几乎不受限制的政治局面,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方式,削弱武将在国家机构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强化文官统治和改革科举制度,使文人在统治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过科举一途,两宋时期安徽人才辈出,书法是文人的必须,整个安徽的书法呈现出一种蓬勃之势,研究两宋时期的安徽书法,离不开书法作者及其作品、书法理论等的研究,对于两宋时期安徽书法的研究对象,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

    1、皖籍书家

   两宋时期,安徽地区涌现出了大批文人,由于以毛笔作为日常书写工具,这些文人无论是否以书法名世,他们的书迹在今天看来都是不折不扣的优秀作品,尤其而在南宋时期“中兴四家”中,安徽籍的就有朱熹(1130—1200)与张孝祥(1132—1170)二人。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朱子”,朱熹书以人传,明陶宗仪《跋朱文公与侄六十郎帖》“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玙璠圭璧……略不用意,出于自然,尤可宝也”。张孝祥是著名词人,书名为词名所掩,然其书法在南宋书名甚著,《宋史·张安国传》云 :“孝祥俊逸,文章过人,尤工翰墨,尝亲书奏札。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世’,”他的书法法颜真卿,清劲雄秀,在当时号称诗词、文章、书翰三绝。

   南宋后期张即之影响甚著,《宋史•列传第二百四•文苑七》张即之本传载,“即之以能书闻天下,金人尤宝其翰墨”,他的影响远出宋代,影响于金、东瀛,尤其对东瀛书法影响颇大,张即之的大字题额,国内难觅其踪,至今仍见于日本东京东福寺等处。题额有方丈、三应、首座、知客、书记等,其中《方丈》等题额单字高在45厘米左右,堪称妙迹。

    安徽籍的书家除上述之外,尚有马亮、吕公绰、吕公著、吕公弼、黄莘、吕嘉问、郭祥正、杨南仲等,他们无论仕宦经历如何,作为安徽人,无疑是安徽书法的骄傲,是两宋时期安徽书法研究的重点。

    2、皖籍画家书法

   唐代张彦远在《论顾、陆、张、吴用笔》中明确提到“工画者多善书”,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两宋时期的安徽画家并不专攻书法,这些画家由于实用,对书法有着很深的造诣。李公麟是两宋时期著名画家,书法工行、楷书,“有晋、宋书家之风”(元夏文彦《图绘宝鉴》),“李龙眠书法极精,山谷谓其画之关钮透入书中。”李公麟单独的书法作品,已不传于世,但可以从其绘画作品的题跋,如《临韦偃牧放图》的篆书题跋、《孝经图卷》的小楷题跋等窥见端倪。徐渭在《书八渊明卷后》中“盖晋时顾、陆辈笔精,匀圆劲净,本古篆书家象形意,其后为张僧繇、阎立本,最后乃有吴道子、李伯时。”亦可以想见篆书用笔与形象对李公麟绘画的影响。李公麟是舒州龙眠人,在其影响之下,堂弟李冲元、外甥张澄、张激等俱善于绘画,虽在书法上未享大名,但留下了书迹,《停云馆法帖》卷六李冲元跋《白莲社十八贤图卷》小楷题跋,张激摹李公麟白描人物《白莲社图卷》的隶书题记,这些书迹作为单独的书法作品亦不为过。

   崔白是北宋神宗时期花鸟画家,他开一代新风,“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自崔白、崔悫、吴元瑜既出,其格遂大变。”崔白的绘画在《宣和画谱》著录有 241件,流传至今且认为崔白真迹的有两件作品《双喜图》《寒雀图》,书法无存,只能从其绘画题款中略见一二,《双喜图》树干题有“嘉佑辛丑年崔白笔”的隶书款识,《寒雀图》题有“崔白”二字,写的清秀圆转,与其画风保持了一致。

    3、外籍客皖书家

   两宋时期安徽书法的兴盛,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省籍官员仕于安徽而对安徽书法整体的促进与提升,从籍贯上他们非安徽籍,但对安徽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欧阳修致仕后终老于颍州、苏轼出任颍州刺史、米芾知无为军、苏过终老于萧县、姜夔人称“姜合肥”,他们任职、游历安徽期间,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传世作品。苏轼在颍州刺史任上,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祈雨帖》《菊说帖》《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诗帖》等,现仍存于世;米芾在无为两年半的时间里,勤于政事,关心民间疾苦,与文人雅士、僧人道士、官员政客相交游,写下《虹县旧题》《仰高堂记》等诗文,留下大量的与无为相关的墨迹,如《真酥帖》《烝徒帖》《张都大帖》《惠柑帖》《戏成诗帖》《晋纸帖》等,刻石《芜湖县学记》《章吉老墓志》《章吉老碑》《张大亨米芾丙戌岁》《御制文宣王赞》等……

   两宋时期的安徽经济发达,山水优美,除了苏轼、米芾等为宦安徽,还吸引了大量的文人骚客前来游历,客于安徽,留下大量诗文、翰墨,如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唯一的传世作品《即辰帖》即作于其“驻军淮右”之时,这些作品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安徽籍的书家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书法文化,是两宋时期安徽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4、摩崖、墓志等碑刻

   安徽书法石刻资源丰富,遍布各地,两宋时期亦留下了大量的摩崖、碑刻、墓志等。清赵绍祖辑录金石学3种(《安徽金石略》十卷,《泾川金石记》一卷,《古墨斋金石跋》六卷),根据地方志、笔记材料等整理记载了大量的碑刻,这些石刻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宋代的摩崖石刻较多,诸如包拯、黄庭坚、李柬之、王安石、辛弃疾等有所遗留,主要集中在浮山、齐山、琅琊山、天柱山、齐云山、黄山等地,散见于凤阳玉蟹泉、凤台西硖石等地,这些石刻字形大小不一,篆隶楷行草各体俱有,内容或题名、或题句、或写景、或咏物等不一,不仅具有书法价值,也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价值。

宋代墓志,安徽境内芜湖、阜阳、滁州等各地均有出土,具有很强的文献及书法价值,最为知名者当为合肥包拯家族墓地出土六方墓志,其中包公的墓志铭由吴奎撰、杨南仲书、文勋篆盖,萃众长于一石,极为难得。

    5、金石著作

    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的形制、铭文以及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钱大昕指出:“金石之学始于宋,录金石而分地亦始于宋。”宋代是金石学的形成时期,一大批博学之士对金石、文字都作过深入的研究,安徽金石学研究知名者当推李公麟、杨南仲,李公麟为宋著名画家,然其于金石颇有研究,翟耆年《籀史》云“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即李公麟),”李公麟编纂有四部金石图谱,分别为五卷本《考古图》、一卷本《古器图》、一卷本《周鉴图》和刊于马台石上的《洗玉池古玉图》;杨南仲为北宋名臣杨察嗣子,名相晏殊外孙,是宋代著名书家,尤精篆、楷二书,嘉佑中与章友直篆《石经》于国子监。杨南仲亦精于金石,是宋代金石学领域辨释古文字第一人,“宋时首释古器文字者,为杨南仲(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欧阳修收集大量金石,考证且编订为《集古录》,在《古器铭〈绥和林钟宝盉宝敦二〉》云“自余集录古文,所得三代器铭,必问于杨南仲、章友直。暨《集录》成书,而南仲、友直相继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识者,而三代器铭亦不复得矣”,对《集古录》所载器铭释文,杨南仲出力尤多,释有《皇佑三年古器图》等。李公麟、杨南仲二人对于宋代古器物研究,有开创之功。

    6、刻帖

    宋代刻帖盛行,清代学者孙承泽在《闲者轩帖考》中说: “汉之碑、宋之帖可以只立千古。”自宋太宗倡刻《淳化阁帖》,一直到南宋灭亡,两宋的刻帖令人叹为观止,保存了大量的古代书迹,对后世刻帖及帖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书法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安徽一地刻帖知名者如《宝晋斋法帖》、《姑孰帖》等。米芾在无为军任上,将所藏王羲之《王略帖》、王献之《十二月帖》及谢安《八月五日帖》刻勒于石,后人称之为《宝晋斋帖》。《宝晋斋法帖》为无为通判曹之格于1268年(宋咸淳四年)在《宝晋斋帖》基础上摹勒而成,大多为米芾所藏以及所临的晋帖及米芾书,此帖中部分晋帖是其他刻帖所没有的,尤为珍贵的是,《十二月割帖》的存在证实了《中秋帖》是《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临本。

   《姑孰帖》南宋淳熙五年至十六年由杨倓、洪迈刻于当涂郡斋(故址在今安徽当涂),全帖未见著录。《姑孰帖》传世不多,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初出土宋石原刻清拓本;浙江博物馆藏有南宋《姑孰帖》残拓本;首都图书馆藏有宋刻明拓《姑孰帖》。存世《姑孰帖》俱为残帖,仅存卷三苏轼、卷八、九陆游及不明卷次苏舜钦诗文,弥足珍贵,张伯英云其“岂知宋人残刻,虽残可贵,视近世足拓为远胜耶”,梁披云主编《中国书法大辞典》称其“摩勒精妙”。

    7、书法理论

    两宋时期安徽的书论,多通过诗歌、题跋、笔记等方式阐发作者的书法观点,表达他们的书学思想。题跋是宋代的典型文体,宋人题跋之风盛行,留下了大量关乎书法品评、鉴赏、技法的题跋。

   朱熹是理学大师,其主要精力在圣贤之学的阐述,并没有专门书法理论著作。他的书论有二,一是明人毛晋辑朱熹的题跋为《晦庵题跋》三卷收人《津逮秘书》中,二是近人自《朱子全书》整理编辑的《晦庵论书》。朱熹的书法理论与其理学思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朱熹对南宋泛滥的“尚意”书风极为不满,他以承继书法的统绪为己任,在取法上提倡崇尚古法,追求魏晋风尚,在书法评论上倡导“书如其人”,在书学思想上倡导以理统驭,对当世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元赵孟頫提倡的书法的复古可以看作是朱熹思想的延续。

   朱弁是朱熹叔祖,书论散见于他的《曲洧旧闻》;郭祥正一生写诗1400余首,著有《青山集》30卷,此中亦有论书诗多首,如《谢钟离中散惠草书》《和公择观李煜书法喜禅师碑》《唐林夫累惠书字法绝精以诗颂之》等,除却上述外,张洎撰《贾氏谈录》、程大昌《考古编》《考古编续》等也有大量书论,他们的书论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很强的个性特征。

 

三、两宋时期的安徽书法特征

 

    两宋时期安徽的书法,名家辈出,是安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有为数不少的墨迹、摩崖、碑刻、刻帖等书法遗存,对两宋时期安徽的书法进行盘点、分析,呈现出如下特征:

    1、地域性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周围的风俗。”周围的风俗其意即指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得地域性,书法的存在与发展同样具有地域性,安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时期南北地域书法发展不平衡,北宋时期定都开封,安徽的北部距离开封、洛阳两京不远,靠近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欧阳修、苏轼、米芾等亦在滁州、颍州、无为等地为官,本土的寿州吕氏家族、庐州包氏家族、亳州高氏家族等,对于当地书法文化的发展、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比较而言,南方的书法的发展相较北方要略逊一筹。

   北宋末年,南方的水田农业崛起,超过了北方旱地农业,经济逐渐繁荣,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室南迁,皖北地域沦陷,北方人尤其是大家士族随着朝廷的南迁而南迁,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对安徽南部经济和文化影响深远。江淮地区为宋与金、蒙元拉锯战的地域,而安徽南部与首都临安(杭州)地理上的特殊关系,使得安徽南部的经济文化迅速崛起,书法以徽州朱熹、和州张氏家族书法为代表,在南宋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2、文化性

    自古以来,书法是余事,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当今的眼光来看,两宋时期安徽籍文人所留下的墨迹,是书法中的上品,作品蕴藏了深厚的内在文化和人格魅力。两宋时期,以文立国,实行文人统治,对于文化的重视历代所无,亳州高氏为军功家族,家族五代七人封王,七代三十余人为将,被誉为“高家将”,同样注重文化,如高继宣,北宋大将高琼子,《宋史本传》载“幼善骑射,颇工笔札,知读书”。

   考察两宋时期的书法遗迹,其书写者无论是宰相、武将亦或画家,其所具有的共同的特征就是文化性。文化性的体现,是与日常书写、著作,“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相关的。宋代以来,对于书法技巧的要求不再如同前代那样严格,但对文化修养进行了高度的关注,苏轼“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庭坚“学书要需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等,他们所提及的主要是指文化对书法的重要性,维护文人在书法中的核心地位。两宋时期安徽书家遗留墨迹于今的,诸如郭祥正、程元凤、韩元吉、张孝祥、朱熹、李公麟、杨南仲等,据《皖人书录》载皆有著作,他们是文人、学者、金石研究家,读书、学问是其的日常,他们的书迹是情感、文辞、技术的统一,他们的“文”外化为书法的情调,在技术含量上或许还有值得探索的地方,但是人与字能做到恰如其分地融合。

    3、家族性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家族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结构模式。宋代的家族较之于前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族与国家已不具有对抗性,东晋时期门阀士族与皇家分权的局面不再出现,晋代“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已成历史回响,但家族仍是宋朝政治文化的主体力量,亳州高氏家族、寿州吕氏家族、和县张氏家族、庐州包氏家族等是安徽地区的主要家族,而家学渊源是古代学者成就学问的关键因素。

   根据现存的史料,这些家族,除却在政治上、学术上的作为及延续外,寿州吕氏家族、和县张氏家族、龙眠李氏家族等在书法上表现出了很强的传承性,以和县张氏家族为例,张氏家族为唐代著名诗人张籍后裔,张孝祥、张孝伯、张即之、张同之等俱有书迹传世,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张孝祥、张孝伯为堂兄弟,张即之为张孝伯之子,张同之为张孝祥之子。张孝祥名满天下,他的书法必然在张氏家族中视为重物,张孝伯小张孝祥五岁,曾为张孝祥刻《张于湖先生集》四十卷,且曾收张孝祥家书五帖,请朱熹、陆游、杨万里等为之题跋,张孝伯传世作品《致叔丈知县中大札》《辇下帖》等犹可见张孝祥的影子。张即之出生距张孝祥去世已十七年,虽未得张孝祥亲炙,张孝祥在张氏家族中的地位以及张孝伯对他的影响,在董史《皇宋书录》载“张即之字温富,安国之后甚能传其家学,”民国《鄞县通志》“即之幼学伯父孝祥书”。张同之在山谷流泉摩崖题诗石刻题有“碧云岩”,隐约可见张孝祥的印记。张同之墓志,无书丹者姓名,但与张孝祥书风相近当为张氏家族成员所书。齐山摩崖顾冲诸人游齐山题记石刻有张孝章,当同为张氏家族成员。

   书法作为家族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家族世代相传,一则源于宋代尚文的整体大环境,二则宋代大姓家族多由科举出身,且出于对家族地位延续的需求,要求家族成员不断地投入到科举中去,科举对这些家族书法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三者在这些家族完成一定的政治、经济积累之后,书画的创作、品鉴是其日常休闲的重要内容,这也带动促进了家族书法的提升及延续。  

   两宋时期是安徽书法史是乃至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与艺术特性,文房四宝发展迅速,奠定了书法笔墨纸砚的不二地位;李公麟等开金石研究的先河,清代经怀宁邓石如、泾县包世臣发扬而为“碑学”,绵延至今;朱熹以其理学论书对后世影响颇大……对于书法,自汉代始具有强烈的、独立的主体审美意识,宋代以来,尤其注重书法的文人属性,文人的介入对气息、格调的追求作为重要的条件而存在,注重追求高雅纯正的文人气息,突出文化的底蕴与艺术上的独特气息,安徽书法亦不例外。两宋时期安徽经济的发展促动文化的发展,尚文、在科举中的不俗表现奠定了安徽书法的文人属性,除却书法外,在金石学、理学、诗词等领域各有大成书法是一种文化人舒畅襟怀、陶冶情操的的余事,体现的是文人的赏玩与写意的倾向,无论是墨迹还是刻帖,都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存在,在作品中展现出一种雅致的精神存在。书法的表现在技在意,其意表现在文质彬彬、在高雅、在中正,书法技术的变化有迹可循,有一套可以通过学习进而操作的模式,技巧的展现退而为其次,这对斤斤计较于技术或技巧的当今书坛是一种提示或提醒。

 

引用

 

1.本文为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两宋时期安徽书法史研究》(项目编SK2017A072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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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刊发于《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



王 健,男,1976年生,山东诸城人,师从张乃田、黄惇先生。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研修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篆刻方向研究生。现为中书协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省书协学术委员。作品入选首届行书展、首届册页展等,参于第五届书法兰亭奖-兰亭论坛、“邓石如与清代碑学书法”等学术活动,数十篇论文发表《书法》《书画世界》《中国书画报》《书法报》等,参与《水陆画与“三教合一”思想研究》《当代书法评价体系的建立》等国家级项目,主持《两宋时期安徽书法史研究》《淮南书法简史》等项目。

2018-12-10 10:26:42     浏览人次: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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