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宋时期安徽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书法的兴盛，书法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态势，甚至占据当时书坛的半壁江山。安徽书法的兴盛，主要表现在皖籍书家书法、摩崖、墓志等碑刻、金石著作、刻帖等七个方面，整体呈现出地域性、文化性、家族性等特征，对其进行梳理，有助于对两宋时期安徽书法做一整体把握。
关键词：两宋；安徽书法；研究对象；特征
安徽历来人文荟萃，书法传统深厚。两宋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墨迹存世数量较少，在安徽境内曾遗留的大量石刻，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毁坏严重，将清赵绍祖《金石学三种》中记载的宋代刻石予以考察，除书中本身记载的佚、未见部分外，原本存世的宋代石刻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已不多见。在政治昌明、经济发展的今天，将两宋时期相关书法资料从相应的典籍、传世刻帖、碑刻等资料中予以查找，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出发，对皖籍及客皖书家的传世作品、书法理论及其特点等相关问题系统阐述，对两宋时期的书法状况进行勾勒，有助于对两宋时期安徽书法做一整体把握，客观评价两宋时期安徽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弘扬传统文化。
一、两宋时期安徽经济、文化状况
安徽迟至康熙六年（1667年）方正式批准建省，在两宋时期，尚未形成如今安徽的地理概念。北宋、南宋两个时期，统领区域有所改变。北宋时期，今安徽全境在北宋统治之下，分属京东西路、京西北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等五路管辖，文化昌盛、社会稳定，南北发展相对均衡。江淮地区人口增长、经济发达，北宋宣和元年安徽地区上缴的赋税占同年全国赋税总额的八分之一，是北宋王朝重要的财赋来源，是当时的“天下之国命”。南宋时期以淮河为界，疆域被一分为二，淮北地区被齐、金、蒙元统治，江淮地区为两军对峙、交锋之地，“良田沃土，悉为茂草”，经济发展缓慢，而皖南则相对稳定，接纳了大批北方难民，包含了迁入避难的大姓家族，人口增长，水路连接皖南与临安（杭州），皖南山多地少，当地多业贾，安徽的经济中心由此而南移，是当时南宋的经济中心地区，成为南宋税赋的主要来源。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兴盛，书法所用的笔墨纸砚在宋代得到了发展。造纸业在皖南徽州初具规模，泾县、休宁、黟县、池州、无为等地各有佳纸，时云“有钱莫买金，但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黔、徽地区造纸，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熏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造纸业的发达为书法尤其大字书法提供了材料，在《书史会要》记载中，宋人擅 “大字”的人数之众远过前朝。徽墨之名，亦形成于宋代，尤其南宋时期，达官显贵、名门望族、文人墨客聚于江南，对墨的需求激增。制墨产地包括了歙州、黄山、黟州以至扩展到整个皖南地区，制墨以松烟为主，兼用油烟、漆烟。制墨高手丛出，姓名载于制墨史料者，据不完全统计有60人之多，苏轼、秦少游、陆游、黄庭坚等文人都曾参与制墨，文人的直接参与进一步提高了制墨的文化品味。北宋时期，徽笔尤以宣州诸葛氏制笔最负盛名，梅尧臣、欧阳修、黄庭坚、苏东坡等，都对诸葛氏之笔倍加赞赏。歙砚始于唐代，为四大名砚之一，而宋代是歙砚大发展的时期。苏东坡评歙砚“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米芾说：“金星宋砚，其质坚丽，呵气生云，贮水不涸”，欧阳修、蔡襄、周必大等亦有诗文赞赏。文房用具的发展为书法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北宋时期，唐代科举的身言书判官吏铨选制度一直保留，书法尚意，南宋时期，延续北宋时期的尚意书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据《书史会要》所载，两宋时期，太宗、真宗、仁宗、高宗、孝宗等帝王俱好书法，“上有所好，下必从焉”，铨选制度、帝王所好使得对书法的要求在科举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两宋时期，安徽共有五名状元，北宋庐州合肥杨寊、庐州无为焦蹈，南宋和县张孝祥、宁国吴潜及当涂周震炎，由及第而登坛拜相者或权位侔宰相有十数人，宋代成为安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书法作为文人士子的必修，自然要求要优于他人。特别在徽州地区，文化由唐代的“尚武”进而两宋的“文雅”，两宋时期的徽州进士达740人，崇文重教已成为社会习俗。
为了解决地方军事将领几乎不受限制的政治局面，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方式，削弱武将在国家机构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强化文官统治和改革科举制度，使文人在统治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过科举一途，两宋时期安徽人才辈出，书法是文人的必须，整个安徽的书法呈现出一种蓬勃之势，研究两宋时期的安徽书法，离不开书法作者及其作品、书法理论等的研究，对于两宋时期安徽书法的研究对象，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
1、皖籍书家
两宋时期，安徽地区涌现出了大批文人，由于以毛笔作为日常书写工具，这些文人无论是否以书法名世，他们的书迹在今天看来都是不折不扣的优秀作品，尤其而在南宋时期“中兴四家”中，安徽籍的就有朱熹(1130—1200)与张孝祥（1132—1170）二人。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朱子”，朱熹书以人传，明陶宗仪《跋朱文公与侄六十郎帖》“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玙璠圭璧……略不用意，出于自然，尤可宝也”。张孝祥是著名词人，书名为词名所掩，然其书法在南宋书名甚著，《宋史·张安国传》云 ：“孝祥俊逸，文章过人，尤工翰墨，尝亲书奏札。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世’，”他的书法法颜真卿，清劲雄秀，在当时号称诗词、文章、书翰三绝。
南宋后期张即之影响甚著，《宋史•列传第二百四•文苑七》张即之本传载，“即之以能书闻天下，金人尤宝其翰墨”，他的影响远出宋代，影响于金、东瀛，尤其对东瀛书法影响颇大，张即之的大字题额，国内难觅其踪，至今仍见于日本东京东福寺等处。题额有方丈、三应、首座、知客、书记等，其中《方丈》等题额单字高在45厘米左右，堪称妙迹。
安徽籍的书家除上述之外，尚有马亮、吕公绰、吕公著、吕公弼、黄莘、吕嘉问、郭祥正、杨南仲等，他们无论仕宦经历如何，作为安徽人，无疑是安徽书法的骄傲，是两宋时期安徽书法研究的重点。
2、皖籍画家书法
唐代张彦远在《论顾、陆、张、吴用笔》中明确提到“工画者多善书”，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两宋时期的安徽画家并不专攻书法，这些画家由于实用，对书法有着很深的造诣。李公麟是两宋时期著名画家，书法工行、楷书，“有晋、宋书家之风”（元夏文彦《图绘宝鉴》），“李龙眠书法极精，山谷谓其画之关钮透入书中。”李公麟单独的书法作品，已不传于世，但可以从其绘画作品的题跋，如《临韦偃牧放图》的篆书题跋、《孝经图卷》的小楷题跋等窥见端倪。徐渭在《书八渊明卷后》中“盖晋时顾、陆辈笔精，匀圆劲净，本古篆书家象形意，其后为张僧繇、阎立本，最后乃有吴道子、李伯时。”亦可以想见篆书用笔与形象对李公麟绘画的影响。李公麟是舒州龙眠人，在其影响之下，堂弟李冲元、外甥张澄、张激等俱善于绘画，虽在书法上未享大名，但留下了书迹，《停云馆法帖》卷六李冲元跋《白莲社十八贤图卷》小楷题跋，张激摹李公麟白描人物《白莲社图卷》的隶书题记，这些书迹作为单独的书法作品亦不为过。
崔白是北宋神宗时期花鸟画家，他开一代新风，“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自崔白、崔悫、吴元瑜既出，其格遂大变。”崔白的绘画在《宣和画谱》著录有 241件，流传至今且认为崔白真迹的有两件作品《双喜图》《寒雀图》，书法无存，只能从其绘画题款中略见一二，《双喜图》树干题有“嘉佑辛丑年崔白笔”的隶书款识，《寒雀图》题有“崔白”二字，写的清秀圆转，与其画风保持了一致。
3、外籍客皖书家
两宋时期安徽书法的兴盛，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省籍官员仕于安徽而对安徽书法整体的促进与提升，从籍贯上他们非安徽籍，但对安徽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欧阳修致仕后终老于颍州、苏轼出任颍州刺史、米芾知无为军、苏过终老于萧县、姜夔人称“姜合肥”，他们任职、游历安徽期间，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传世作品。苏轼在颍州刺史任上，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祈雨帖》《菊说帖》《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诗帖》等，现仍存于世；米芾在无为两年半的时间里，勤于政事，关心民间疾苦，与文人雅士、僧人道士、官员政客相交游，写下《虹县旧题》《仰高堂记》等诗文，留下大量的与无为相关的墨迹，如《真酥帖》《烝徒帖》《张都大帖》《惠柑帖》《戏成诗帖》《晋纸帖》等，刻石《芜湖县学记》《章吉老墓志》《章吉老碑》《张大亨米芾丙戌岁》《御制文宣王赞》等……
两宋时期的安徽经济发达，山水优美，除了苏轼、米芾等为宦安徽，还吸引了大量的文人骚客前来游历，客于安徽，留下大量诗文、翰墨，如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唯一的传世作品《即辰帖》即作于其“驻军淮右”之时，这些作品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安徽籍的书家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书法文化，是两宋时期安徽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4、摩崖、墓志等碑刻
安徽书法石刻资源丰富，遍布各地，两宋时期亦留下了大量的摩崖、碑刻、墓志等。清赵绍祖辑录金石学3种（《安徽金石略》十卷，《泾川金石记》一卷，《古墨斋金石跋》六卷），根据地方志、笔记材料等整理记载了大量的碑刻，这些石刻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宋代的摩崖石刻较多，诸如包拯、黄庭坚、李柬之、王安石、辛弃疾等有所遗留，主要集中在浮山、齐山、琅琊山、天柱山、齐云山、黄山等地，散见于凤阳玉蟹泉、凤台西硖石等地，这些石刻字形大小不一，篆隶楷行草各体俱有，内容或题名、或题句、或写景、或咏物等不一，不仅具有书法价值，也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价值。
宋代墓志，安徽境内芜湖、阜阳、滁州等各地均有出土，具有很强的文献及书法价值，最为知名者当为合肥包拯家族墓地出土六方墓志，其中包公的墓志铭由吴奎撰、杨南仲书、文勋篆盖，萃众长于一石，极为难得。
5、金石著作
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的形制、铭文以及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钱大昕指出：“金石之学始于宋，录金石而分地亦始于宋。”宋代是金石学的形成时期，一大批博学之士对金石、文字都作过深入的研究，安徽金石学研究知名者当推李公麟、杨南仲，李公麟为宋著名画家，然其于金石颇有研究，翟耆年《籀史》云“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即李公麟），”李公麟编纂有四部金石图谱,分别为五卷本《考古图》、一卷本《古器图》、一卷本《周鉴图》和刊于马台石上的《洗玉池古玉图》；杨南仲为北宋名臣杨察嗣子，名相晏殊外孙，是宋代著名书家，尤精篆、楷二书，嘉佑中与章友直篆《石经》于国子监。杨南仲亦精于金石，是宋代金石学领域辨释古文字第一人，“宋时首释古器文字者,为杨南仲（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欧阳修收集大量金石，考证且编订为《集古录》，在《古器铭〈绥和林钟宝盉宝敦二〉》云“自余集录古文,所得三代器铭,必问于杨南仲、章友直。暨《集录》成书,而南仲、友直相继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识者,而三代器铭亦不复得矣”，对《集古录》所载器铭释文，杨南仲出力尤多，释有《皇佑三年古器图》等。李公麟、杨南仲二人对于宋代古器物研究，有开创之功。
6、刻帖
宋代刻帖盛行，清代学者孙承泽在《闲者轩帖考》中说: “汉之碑、宋之帖可以只立千古。”自宋太宗倡刻《淳化阁帖》，一直到南宋灭亡，两宋的刻帖令人叹为观止，保存了大量的古代书迹,对后世刻帖及帖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书法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安徽一地刻帖知名者如《宝晋斋法帖》、《姑孰帖》等。米芾在无为军任上，将所藏王羲之《王略帖》、王献之《十二月帖》及谢安《八月五日帖》刻勒于石，后人称之为《宝晋斋帖》。《宝晋斋法帖》为无为通判曹之格于1268年(宋咸淳四年)在《宝晋斋帖》基础上摹勒而成，大多为米芾所藏以及所临的晋帖及米芾书，此帖中部分晋帖是其他刻帖所没有的，尤为珍贵的是，《十二月割帖》的存在证实了《中秋帖》是《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临本。
《姑孰帖》南宋淳熙五年至十六年由杨倓、洪迈刻于当涂郡斋(故址在今安徽当涂)，全帖未见著录。《姑孰帖》传世不多，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初出土宋石原刻清拓本；浙江博物馆藏有南宋《姑孰帖》残拓本；首都图书馆藏有宋刻明拓《姑孰帖》。存世《姑孰帖》俱为残帖，仅存卷三苏轼、卷八、九陆游及不明卷次苏舜钦诗文，弥足珍贵，张伯英云其“岂知宋人残刻，虽残可贵，视近世足拓为远胜耶”，梁披云主编《中国书法大辞典》称其“摩勒精妙”。
7、书法理论
两宋时期安徽的书论，多通过诗歌、题跋、笔记等方式阐发作者的书法观点，表达他们的书学思想。题跋是宋代的典型文体，宋人题跋之风盛行，留下了大量关乎书法品评、鉴赏、技法的题跋。
朱熹是理学大师，其主要精力在圣贤之学的阐述，并没有专门书法理论著作。他的书论有二，一是明人毛晋辑朱熹的题跋为《晦庵题跋》三卷收人《津逮秘书》中，二是近人自《朱子全书》整理编辑的《晦庵论书》。朱熹的书法理论与其理学思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朱熹对南宋泛滥的“尚意”书风极为不满，他以承继书法的统绪为己任，在取法上提倡崇尚古法，追求魏晋风尚，在书法评论上倡导“书如其人”，在书学思想上倡导以理统驭，对当世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元赵孟頫提倡的书法的复古可以看作是朱熹思想的延续。
朱弁是朱熹叔祖，书论散见于他的《曲洧旧闻》；郭祥正一生写诗1400余首，著有《青山集》30卷，此中亦有论书诗多首，如《谢钟离中散惠草书》《和公择观李煜书法喜禅师碑》《唐林夫累惠书字法绝精以诗颂之》等，除却上述外，张洎撰《贾氏谈录》、程大昌《考古编》《考古编续》等也有大量书论，他们的书论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很强的个性特征。
三、两宋时期的安徽书法特征
两宋时期安徽的书法，名家辈出，是安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有为数不少的墨迹、摩崖、碑刻、刻帖等书法遗存，对两宋时期安徽的书法进行盘点、分析，呈现出如下特征：
1、地域性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周围的风俗。”周围的风俗其意即指艺术的发展具有一定得地域性，书法的存在与发展同样具有地域性，安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时期南北地域书法发展不平衡，北宋时期定都开封，安徽的北部距离开封、洛阳两京不远，靠近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欧阳修、苏轼、米芾等亦在滁州、颍州、无为等地为官，本土的寿州吕氏家族、庐州包氏家族、亳州高氏家族等，对于当地书法文化的发展、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比较而言，南方的书法的发展相较北方要略逊一筹。
北宋末年，南方的水田农业崛起，超过了北方旱地农业，经济逐渐繁荣，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室南迁，皖北地域沦陷，北方人尤其是大家士族随着朝廷的南迁而南迁，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对安徽南部经济和文化影响深远。江淮地区为宋与金、蒙元拉锯战的地域，而安徽南部与首都临安（杭州）地理上的特殊关系，使得安徽南部的经济文化迅速崛起，书法以徽州朱熹、和州张氏家族书法为代表，在南宋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2、文化性
自古以来，书法是余事，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当今的眼光来看，两宋时期安徽籍文人所留下的墨迹，是书法中的上品，作品蕴藏了深厚的内在文化和人格魅力。两宋时期，以文立国，实行文人统治，对于文化的重视历代所无，亳州高氏为军功家族，家族五代七人封王，七代三十余人为将，被誉为“高家将”，同样注重文化，如高继宣，北宋大将高琼子，《宋史本传》载“幼善骑射，颇工笔札，知读书”。
考察两宋时期的书法遗迹，其书写者无论是宰相、武将亦或画家，其所具有的共同的特征就是文化性。文化性的体现，是与日常书写、著作，“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相关的。宋代以来，对于书法技巧的要求不再如同前代那样严格，但对文化修养进行了高度的关注，苏轼“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庭坚“学书要需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等，他们所提及的主要是指文化对书法的重要性，维护文人在书法中的核心地位。两宋时期安徽书家遗留墨迹于今的，诸如郭祥正、程元凤、韩元吉、张孝祥、朱熹、李公麟、杨南仲等，据《皖人书录》载皆有著作，他们是文人、学者、金石研究家，读书、学问是其的日常，他们的书迹是情感、文辞、技术的统一，他们的“文”外化为书法的情调，在技术含量上或许还有值得探索的地方，但是人与字能做到恰如其分地融合。
3、家族性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家族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结构模式。宋代的家族较之于前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族与国家已不具有对抗性，东晋时期门阀士族与皇家分权的局面不再出现，晋代“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已成历史回响，但家族仍是宋朝政治文化的主体力量，亳州高氏家族、寿州吕氏家族、和县张氏家族、庐州包氏家族等是安徽地区的主要家族，而家学渊源是古代学者成就学问的关键因素。
根据现存的史料，这些家族，除却在政治上、学术上的作为及延续外，寿州吕氏家族、和县张氏家族、龙眠李氏家族等在书法上表现出了很强的传承性，以和县张氏家族为例，张氏家族为唐代著名诗人张籍后裔，张孝祥、张孝伯、张即之、张同之等俱有书迹传世，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张孝祥、张孝伯为堂兄弟，张即之为张孝伯之子，张同之为张孝祥之子。张孝祥名满天下，他的书法必然在张氏家族中视为重物，张孝伯小张孝祥五岁，曾为张孝祥刻《张于湖先生集》四十卷，且曾收张孝祥家书五帖，请朱熹、陆游、杨万里等为之题跋，张孝伯传世作品《致叔丈知县中大札》《辇下帖》等犹可见张孝祥的影子。张即之出生距张孝祥去世已十七年，虽未得张孝祥亲炙，张孝祥在张氏家族中的地位以及张孝伯对他的影响，在董史《皇宋书录》载“张即之字温富，安国之后甚能传其家学，”民国《鄞县通志》“即之幼学伯父孝祥书”。张同之在山谷流泉摩崖题诗石刻题有“碧云岩”，隐约可见张孝祥的印记。张同之墓志，无书丹者姓名，但与张孝祥书风相近当为张氏家族成员所书。齐山摩崖顾冲诸人游齐山题记石刻有张孝章，当同为张氏家族成员。
书法作为家族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家族世代相传，一则源于宋代尚文的整体大环境，二则宋代大姓家族多由科举出身，且出于对家族地位延续的需求，要求家族成员不断地投入到科举中去，科举对这些家族书法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三者在这些家族完成一定的政治、经济积累之后，书画的创作、品鉴是其日常休闲的重要内容，这也带动促进了家族书法的提升及延续。
两宋时期是安徽书法史是乃至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与艺术特性，文房四宝发展迅速，奠定了书法笔墨纸砚的不二地位；李公麟等开金石研究的先河，清代经怀宁邓石如、泾县包世臣发扬而为“碑学”，绵延至今；朱熹以其理学论书对后世影响颇大……对于书法，自汉代始具有强烈的、独立的主体审美意识，宋代以来，尤其注重书法的文人属性，文人的介入对气息、格调的追求作为重要的条件而存在，注重追求高雅纯正的文人气息，突出文化的底蕴与艺术上的独特气息，安徽书法亦不例外。两宋时期安徽经济的发展促动文化的发展，尚文、在科举中的不俗表现奠定了安徽书法的文人属性，除却书法外，在金石学、理学、诗词等领域各有大成书法是一种文化人舒畅襟怀、陶冶情操的的余事，体现的是文人的赏玩与写意的倾向，无论是墨迹还是刻帖，都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存在，在作品中展现出一种雅致的精神存在。书法的表现在技在意，其意表现在文质彬彬、在高雅、在中正，书法技术的变化有迹可循，有一套可以通过学习进而操作的模式，技巧的展现退而为其次，这对斤斤计较于技术或技巧的当今书坛是一种提示或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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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刊发于《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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