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文化圈：皖江文化。这个文化圈甚广。实际上包括整个皖西南（其所辖范围，大致相当汉代庐江郡，西至九江，东至合肥），其中桐城派是影响最大的文派，早在桐城派出现之前，其地望所在古庐江郡（即舒、桐、庐、潜等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以私人修史撰述丰厚（薛莹著《后汉纪》一百卷，何之元著《梁典》三十卷），文风丕盛而著称，尤其是庐江何氏一脉，学者辈出，较著名的有西晋何桢、东晋何充，刘宋时，又有一代玄学大师何尚之，首创”南学学派“，另一玄学大师何晏注《庄子逍遥游》；宋代有大画家李公麟，诗画皆精，他创造的白描画法，影响及于后代，为中国绘画史上巨擘；明末方以智，集哲学家、科学家于一身，天文、地理、物理、医药、音韵、历史、诗词、书画，无所不精。其《物理小识》影响在清初即已播及海外，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明末名臣，著名水利专家，东林党主要成员左光斗是一位大儒。清初戴名世，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也是清代文字狱第一批受害者。

至于桐城派，其代表人物前有方苞、姚鼐、刘大櫆，后有姚莹、吴汝纶。桐城派作为一个文派，其影响之广，历时之长（延续200多年），代表人物之多（汇集散文家1200多人，作品留下传世之作2000多种），在同一时期，海内无出其右者。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用吏部主事程胥芳、编修周永年云：“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容有夸张，亦足见其影响。近代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一代大儒曾国翻就自承是桐城门下，而他的“曾门四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张裕钊外均是接受老师心法，学以中西合壁，文从桐城遗风。

近代知名的桐城派学者除姚莹、吴汝纶外，尚有大学问家、文学家东树；史学家、教育家马其昶（通伯），他是《清史稿》主纂之一（按：中国？五史，后两部主编都是桐城人，另一位是张廷玉主修《明史》），吴芝瑛，善诗文、书法，秋瑾被害，她冒险保护其亲属，并葬秋瑾于西湖畔，亦女中英杰。当代著名学者则有：朱光潜，海内外负有盛名的美学大师；方东美，哲学家，在台湾、美国任教讲学50多年，著述甚丰，被誉为“一代大哲”；叶鼎彝（丁易），学者，以研究“小学”见长；方令孺，女诗人，散文家；方殊德（舒芜），学者，杂文家，“红学“家；孙德和，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黄镇，号称文化外交家（他的长征组画可称”史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文化部工作多年。如此多的文化精英人物，在一段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如此集中地产生于同一块地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正所谓”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在种种资源中，人才资源是一种最可贵的资源，高速发展的社会生产水平，应该和该地区的文化传统、文化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沿海省区的经济高速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桐城亦以其浓郁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好学上进的风气，过去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之谚。改革开放提出发展商品经济不久，桐城人随即闻风而动，在一缺资源、二缺资金的情况下，注重人才，勇于开拓，卓有成效，这与桐城的文化优势有着密切关系，可称之为”文化兴县“，证明了文化和经济建设是密不可分的。

自古这里是皖国、舒国、六国，位处江淮之间，地跨长江。皖江在这里和长江汇合。自古人文荟萃，名人辈出，这里出过西汉大教育家文翁，在四川发展学校教育，汉武帝将其推广。这里是戏剧故乡，京剧泰斗众多，程长庚、杨月楼、杨小楼是其代表。